8月7号，家中客厅的三星柜式空调关机后“卡壳”，升降面板不上不下，整个机器也拒绝工作。无奈给三星公司客服电话8008105858致电，接听小姐态度礼貌，说了一堆客套话之后，让我断电再试。我早就试过了，无效。于是小姐问过地址、留下电话之后，告诉我一个相距较近的维修中心电话，并称将通知他们尽快与我联系。我特意叮嘱，天气闷热，请抓紧时间，小姐也应的很礼貌。

第二天乃奥运开幕之日，一天没人与我联系。再次致电三星公司，刚报上“我报修了一台空调”，小姐马上接口：您是张先生吧？而且又在一堆客套话之后，允诺再催。一次致电，人家就记得住你，而且态度和蔼，不吝惜好话，相当感动。但空调依然不肯工作，家中酷热，只好带着老婆孩儿去朋友家看开幕式。

随后两天，依然无人与我联系，我则保持“每日一电”，耐心催促。小姐依然上来便道“张先生”如何，且礼貌依旧，但就是落实不了维修安排。直到今天上午，我终于忍无可忍，对着电话咆哮：我已经等了四天，打了五个电话，你们不但不修，连一个电话都没有，这叫什么服务？如果再如此，我马上到消协投诉你们！小姐依然客气，且被我吼得不安，答应马上联系。我再次斩钉截铁地叮嘱：如果维修中心不来电话，你必须给我答复！

半小时后，小姐打来电话，告诉我维修中心已经答应下午来修，中午之前会与我联系。

放下电话，心里暗自得意：对这种恶劣的公司，还是发火管用。

谁知直到下午3点，根本没人和我联系。愤恨不已，只好转而给维修中心打电话，再把我的报修历程陈述一遍。小姐听后，大概也觉得不妥，于是给一电话让我直接联系，说是这位赵师傅负责上门维修。电话打了无数遍，却硬是无人接听。再致电维修中心，小姐称马上和师傅联系，让他马上与您联系。但直到现在，8月10日晚9点，没有任何动静。

整个报修过程中，除了三星公司接听小姐在我的催逼之下给我回过一个电话之外，没有接到三星公司和维修中心任何一个主动打来的电话。家中用过电器无数，小到电热水器，大到冰箱彩电，也无论国产、进口、合资，没有一家如三星这般恶劣、傲慢。

我自认，也公认是一个温和的人，不到万般无奈，不愿与人冲突，尤其不愿对接听小姐等无辜的人发火。但这样的遭遇，发生在三星这样一个号称国际化企业，实在令人不解和愤怒。

对这事唯一的解释，是三星公司接听小姐在我的追问下说，可能是因为最近空调报修太多，维修中心忙不过来。我想这解释可能是实情。但这也只能说明：一，三星空调质量太差，遇到高温天气就故障频发；二，三星公司维修力量严重不足，根本不足以应对因质量低劣而出现的大面积报修。

据说这三星还是奥运会的主赞助商，这样的质量和服务，奥委会也放心？

本人不是愤青，不会发起什么抵制三星之类的运动。但至少我自己再买电器时，不敢再选择三星。

这是前天（8号）为今天见报撰写的社评。当然是按社评的路书写的，但还是被认为不够正面，见报时改成了另一个人写的另一篇文章。

被期盼、议论、猜测了数月的奥运开幕式，终于在全世界关注的目光下完美落幕。评论还少，国内外的具体反应、评价，还有待通过媒体、网络陆续呈现。但至少有一点有望成为普遍的共识：深沉内敛的基调，或许让人略感意外，却又暗合了大多数国人当下的期待。有意识地摒弃锣鼓、秧歌、舞狮、大红大绿等喧闹外在的“民族元素”之后，中华文化以一种更深沉的形式，展现出中华民族更厚重的力量。

随着现代奥运会日渐成为世界盛会，尤其是1984年第23届美国洛杉矶奥运会取得巨大成功之后，着力展现主办国文化，就成为历届奥运会开幕式不变的主题。对于拥有5000年悠久历史的中华民族，这种展示就更成为必然的选择。通过一场精彩、独特的开幕式，让世界了解中华文化，感受中华民族的自豪与自信，成为国人对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的普遍期待。

北京奥运会开幕式艺术顾问瑞克·伯奇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称，奥运会开幕式要包括主办国“公认的重要价值、历史上重要的时刻，例如那些这个国家的所有民众都熟知的时刻，和人们共有的历史性的回忆，以触动这个国家人们的内心，使他们能够从情感上获得共鸣。”这样的归纳出自一位参与导演过四届奥运开幕式的专家，确实切中关键。回顾以往历届奥运开幕式，是否符合上述要求，也确实成为决定其成败的关键要素。而在最为成功的几届开幕式中，2004年雅典奥运会开幕式之所以格外难以忘怀，在于它不仅触动了希腊人的内心，更以回顾希腊文化的辉煌历史，并以此回溯西方文明源头的方式，触及了全世界更多人的内心，并使其在情感上得到共鸣。

相对于这样的标准和要求，我们曾经耳熟能详的那些“民族元素”，便显得过于直白和外在。曾经大面积占领电影屏幕的姹紫嫣红、金碧辉煌，和很长时间内充斥各种大型晚会的锣鼓喧天、狂歌劲舞，固然一度契合了国人因经济飞速发展而催生的豪情与亢奋，但当我们试图在一场国际盛会上，向世界展示中华文化的悠久和博大时，才开始怀疑我们已经习惯了的，建立在万丈豪情基础上的“晚会美学”，是否过于喧嚣和浅薄，甚至担心这样的“美学”用于奥运会开幕式，会不会让世界看到一个太过急切和浮燥的中国？

尤其是5·12汶川地震发生，骤然而至的天灾，让更多的人开始警醒，在越来越以喧闹高亢、浮华艳丽为特征的文化形态背后，隐藏着的究竟是怎样一种社会心态？对于中华民族这样一个既享有过无限辉煌，又饱受内乱外辱、天灾人祸之痛的民族，30年经济飞速发展带来的豪情和自信，需要更深沉内在的文化支撑，才可能走出浮华，走向新的成熟。也许就是从这时起，公众和舆论，开始对奥运会开幕式所要传达的中华文化的真正内涵，有了更明确的期待。

我们无法获知奥运会开幕式究竟经历过怎样的改变和调整，但开幕式呈现给我们的，确实是一场深沉内敛而又丰厚自信的文化图景。2008名青年“击缶而歌”的雄浑壮阔，奠定了整场晚会的厚重基调。以造纸和活字印刷为代表的物质发明，与礼乐、太极为代表的文化传承，在这样的基调下得到了重新的梳理和诠释。可以设想，对于那些习惯了通过各国“唐人街”上“锣鼓喧天，鞭炮齐鸣”而了解中国的西方人而言，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完全可能告诉他们另一个“文化的中国”。

略有遗憾的是，相对于上半场的完美，下半场则稍显涣散。或许这也是一个恰当的隐喻：相对于5000年的传统积淀，现代之路上的中国和中华文化，还没有形成足以代表、反映时代特征的表达方式和文化符号。传统与现代、古老与新生、中国与世界之间，还需要架设起更宽阔、平顺的文化桥梁。

开幕式结束了，比赛开始了，但文化的发展与交流却永无完结。

“低分门”事件是谁的尴尬
 

　　湖北学生张孟苏因“低分”而与国内大学无缘，又因“高能”而被国外大学以高额奖学金延揽的传奇，如今却又陷入“罗生门”的尴尬———媒体一面借张孟苏事件猛批国内教育制度之荒谬，一面却在加紧追踪张孟苏被新加坡

　　理工大学录取的“真相”。追踪的结果，不但新加坡的“理工大学”大多不算大学，甚至也没有任何一所理工大学录取过张孟苏；甚而，连张孟苏是否曾经作出过助人为乐的举动，也成了无从证实的悬案。至此，一场有关中外教育制度优劣的大讨论，却沦为一道“低分门”，让所有牵涉其中的人们尴尬无颜。

　　首先感到尴尬的，当然是若干评论家和发表他们评论的媒体。《张孟苏经历所带来的启示》、《中国高校能否特招张孟苏》、《学习新加坡招生老师好榜样》、《张孟苏奇遇促我们反思何谓素质》……光看这些题目，就知道对于评论家而言，张孟苏的奇遇可谓正中下怀。因“低分”而被国内大学拒绝，却因“高能”、“高德”而被外国大学青睐，如此生动的典型事例，绝对是讨伐中国教育制度的最佳题材。

　　不过，评论家的尴尬并非不能解套。虽然借题发挥之“题”或许为假，但所议之事却依然为真。“低分门”事件真相渐显之时发表的《可疑的张孟苏事件与真实的教育弊病》，就是最典型的自辩，而且由此也道出了“低分门”事件中，中国教育的尴尬。

　　一件未经充分证实的事件，却成为评论界群体共同的兴奋点，固然可以证明评论界的轻率，但同样可以证实的，还有中国公众对中国教育现状的普遍不满。对僵化的高考制度的不满，对应试教育的质疑，对招生腐败的担忧，已经在公众心中积郁多时，每一次敏感事件的出现，都会成为点燃公众不满情绪的导火索，使公共舆论陷入新一轮貌似理性，实则高度情绪化的“反思”。一项事关国民福祉、国家前途的事业，却陷入被公众高度质疑、不满的境地，实在是极大的尴尬。

　　不过，对于公众的不满，教育界并非全无回应。几乎与张孟苏被传被新加坡大学录取同时，清华大学也已做出大胆突破，以降低60分的标准，录取“少年作家”蒋方舟。遗憾的是，这一以素质考察为录取标准的大胆尝试，不但没有得到公共舆论的理解和鼓励，反而引发“不公”、“暗箱”等一连串质疑和责难。在这里，公共舆论不但表现出对国内外大学同一行为评价的“双重标准”，也同时表现出对国内教育制度突破的矛盾甚至分裂的心理。一方面，舆论对教育制度僵化的批评几近深恶痛绝，而在另一方面，又对教育界的任何突破性尝试保持着极度敏感的警惕和质疑。呼吁打破僵化的舆论，却在事实上不断推高、固化着僵化的制度，也构成公共舆论的极大尴尬。

　　当然，公众对制度突破的尝试保持高度警惕，确实有着足够的心理依据。僵化尚且跑冒滴漏，松动必然管涌溃坝，是公众基于生活经验而得出的担忧。在一度盛行的“制度决定论”的影响下，公众一度相信，只要也必须有严密无隙的制度防范，才能保证教育及其他一切机会的公平分配。但无论是香港大学在内地的招生，或是真假莫辨的“低分门”事件，却恰恰是以制度的松动、灵活为最重要的特征。而灵活的制度仍然能够取信于民，甚至传为美谈，教育界的公信、社会的互信，就成了最重要的基础。而恰恰在这一点上，公众往往会给出最斩钉截铁的回答“我不相信！”。一桩真假莫辨的招生事件，却在中国社会引发如此热切的关注和议论，这才是最根本的悲哀和尴尬。

　　我特别想说的是，公信的基础是互信。每个人都批评他人不讲信用时，每个人也就都失去了被他人信任的资格。因此，重建公信的呼吁，不妨就从信任他人开始，并因此而为自己赢得被他人信任的可能。比如说，我们不妨相信，清华大学降低分数录取蒋方舟，就是一次素质教育的巨大进步。面对如此精彩的实例，我们还有何必要去关心那个真假莫辨、莫名其妙的“新加坡理工大学”？又何至于落入如此的尴尬？

借少华的题目

  前几天，在读到马少华的一篇博文《关于革命权和自然法》和其后的留言，觉得有趣，便跟了比较长的留言，少华也做了回答。把我的留言扩展了一下，算作我的一篇。

    在现实的层面，我对自然法和天赋人权，有和少华一样的观点，即它们都不是一种真实的存在。自然法既无法执行，亦无从遵守，更不可能有一个以自然法为实在法的国家。同理，天赋人权说固然很鼓舞人心，但人的所有实际权利却只能来自法律的赋予和保护（无保护便无赋予，天不佑人，何来天赋)。说非洲丛林里的一名土著，与山西黑砖窑里的苦工，与比尔 盖茨有平等的权利，我是不大相信。所以我对某些人时刻拿天赋人权、自然法说事，很是不以为然。除非是把权利理解为“天然拥有，有待兑现”的一种东西，类似于“保留诉诸法律的权利”之类。在这个定义下，盖茨与山西黑砖窑苦力之间的差异，可以解释为本来拥有的天赋权利，在不同的人间法律下兑付得不同而已。
    在这个语境下，天赋人权理论的价值，在于对“法赋人权”状况的衡量和评价，美国批评中国，异见人士批评政府，都是以此为准。否则，中国人的法赋人权与美国人的法赋人权，无从比较高下。自然法的功能，大致也是如此，否则人们对一切现实法律的批评和反抗，就没有了“合法”的依据，法律就成了强权的结果和护持。
    所以，自然法、天赋人权这些看似虚幻的概念，自有其实在的功能，会成为批评、质疑、挑战现实的依据。尤其是当这些概念在经过不断的启蒙、宣讲，成为普遍的共识后，确实会对现实构成制约，以致成为进步的动力。所谓“普世价值”，也大概如此。回顾人类的进步史，也确实是“天赋人权”逐渐兑现的历史。
    至于“天赋人权”和“替天行道”，确实都有号召的功能，但不同或许在于，天赋人权（及自然法）是具体的、可列举的、可论证的，因而是可以通过谈判、博弈而争取、实现的。在“合法”（自然法）的框架下，否定现行法律（制定法），是一个精巧的设计。而“天道”则是绝对的、整体的，因而是不可谈判的。自然法之下，有法律和社会的不断进步（不排除“合法”的革命。天赋人权之下，革命也是“维权”）。“天道”之下，却只能革命，而且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力革命。
    对于制定法与自然法、习惯法之间的关系，西方法治史多有论述，但我更愿意从上述角度解读。
    其实即使最坚定的天赋人权的鼓吹者，也自始便深知天赋与法赋之间的真实关系。杰斐逊在《独立宣言》里说：
    我们认为下面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人类才在他们之间建立政府，而政府之正当权力，是经被治理者的同意而产生的。当任何形式的政府对这些目标具破坏作用时，人民便有权力改变或废除它，以建立一个新的政府。
    若按这一说法，保留了奴隶制、剥夺了女性选举权的美利坚合众国，从成立之日起便是非正义的，联邦政府则从成立之日起就应该被推翻。可这并没有妨碍天赋人权的坚定信奉者、鼓吹者杰斐逊，成为美利坚合众国的开国元勋。杰斐逊一手促成了合众国的建立，但他同时宣布人民合法地保留推翻它的权利。地上的国，永远受天上的法的审视和审判。
    最后可以说说我对中国法治建设的看法。西方法学固有派别之分，但无论哪种学派，大都认可法律的两个主要来源：自然法与习惯法。习惯自然就是习惯，而所谓“自然”其实也并非超验的天意，不过共识而已。无论习惯或共识，都是与社会发展历史共生，而因此，西方法律内生于社会发展，乃真正如哈耶克所称的“自生自发”的秩序。而中国当下的“法治建设”，乃引进全套西方法律制度，却是外在于中国社会的发展和现实，既无“天上”的法（自然法）作依据，又无“地上”的法（习惯法）为基础，整个一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局面。中国（政府）采取如此路径实现建设法治的目标，自有不得不为的内外部条件，世界潮流，浩浩汤汤，不与其接轨，便等于自断通往未来的道路。其中法律制度的接轨，无疑是最重要的接轨之一。就此而言，西方现行法律，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中国的“自然法”。而在当下十分活跃的一批法学院出身的“宪政学者”看来，以全套引进的西方法律，似乎可以“倒逼”出一套与之相适应的社会环境，对“上”可“启蒙”出对自然法的信仰，对“下”则有望训练出对现行法治的“习惯”。我曾在另一篇博文中写过：“无论法律制度多么崇高和重要，毕竟还是整体社会制度的一个子系统，以一个子系统为原点来校正整个母系统，即使不是危险的，至少也是无望的。”表达了我对这种“倒逼”思路的担心，和对“宪政学者”们的怀疑，现在依然保留这种怀疑。
    由此，我对包括时评界在内的论者，动辄将司法乱象简单归结为没有司法独立，总是有些怀疑。在一个对法律没有“信仰”的社会，不把法官当成公务员，又能是什么呢？把全部的司法权交给独立因而几乎不受约束的法官，人们真的放心吗？为此我在前述那篇博文里感慨：“中国现在的真正问题，是无论原来的那套法律制度多么’自生自发‘，在当下的环境下也失去了存在的基础，却不得不照搬一套完全陌生的制度，用以强行规范我们的生活。我觉得这个过程就和一个肝脏移植手术差不太多，身体的不适和排异是最正常的反应，终其一生都得不断地彼此磨合、调适。”面对这么复杂的问题，时评作者给出的答案或建议，往往都太过简单。

     少华的博文及相应的讨论，见http://msh01.blog.sohu.com/93876441.html?act=1215851984271#comment

节能减排的大叙事与个人生活的小算盘

         这是几天前的一篇社评，有一点改动。

      　　6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进行第六次集体学习，学习内容是全球气候变化和我国加强应对气候变化能力建设。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指出，必须以对中华民族和全人类长远发展高度负责的精神，充分认识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必须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放在工业化、现代化发展战略的突出位置，落实到每个单位、每个家庭。

        当下语境下的气候问题，核心是人类活动对环境的影响问题，实质则是人类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的选择问题。

        在资本主义和科学主义的理论指导和成功示范下，人类一度无限自豪地相信，在充分竞争下催生的效率提高，借助技术进步的强力助推，人类可以解决生存、发展过程中遇到的一切阻碍，以实现无限的自由和富足。美国则为这种自信提供了活生生的实例。 

      　有了美国的示范，一切有关美好生活的向往，都有了毋庸置疑的合理和可能，以致有人如实告知中国人不可能过上美式生活的事实时，却被攻击为对中国人民的恶毒诅咒。而乐观的经济学家则以市场交换的基本原理告慰国人，只要有钱，我们就能买到实现美好生活所需的一切：从汽车、皮包、香水，到石油、粮食、铁矿，乃至二氧化碳排放指标。 

      　现在看来，这样的乐观遇到了极大的挑战，不但一向紧张的原油价格扶摇直上，达到再破纪录的142美元，就连一度过剩到几乎无处倾倒的粮食，居然也出现了危机。而联合国粮农组织总干事雅克·迪乌夫坚持认为，是美国不负责任的能源替代政策，导致原本可供人类食用的1亿吨玉米，变成了替代石油的生物酒精，进而导致了这一轮不可理喻的粮食危机。

      　尽管这样的归因有些过于单一，但粮食与能源之间，通过技术中介而发生如此直接的关联，却还是提醒我们，能源不但是驱动世界经济的根本动力，也是维系乃至左右人类现代生活方式最核心的基础要素。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气候变暖-气体排放-能源消耗-生产水平-生活方式，联结为一个环环相扣的链条。

      　对上述链条给予形象描述的，当属在国际上提出不久的“碳脚印”概念。在这个概念中，每个人的每项日常活动所消耗的能源、资源，都可以换算为二氧化碳排放量，以作为其是否符合环境保护及可持续发展要求的量化指标。毫无疑问，我们每天留下的“碳脚印”越多，则我们在这个世界留下的污迹便越多，我们为这个世界做出的贡献，便越要打掉更大的折扣。

      　这并非一个多么严谨的概念，就其推出的过程来看，甚至不无商业噱头之嫌(在网上可以查到的报道，大多是关于“炭脚印手机”的宣传）。尽管如此，借助二氧化碳排放这个“硬通货”，我们还是可以为我们的生活确立一套是否合理的判别指标。 

      　在这个指标衡量下，乘坐公交比独自驾车合理，小排量比SUV合理，在工作单位附近买一套小房子比在郊区住一座大房子合理，自带环保购物袋比从超市拎回几个塑料袋合理，用中水冲马桶比用自来水冲合理，带节水设计的马桶水箱比不带的合理，用节能灯比用白炽灯合理，夏天开窗通风比开空调降温合理……

      　这些合理与否的判断，无疑是对世界各国通用的“普世”价值，但对中国人而言，更是特别的约束。按照国际社会的普遍预测，到2010年，中国温室气体的排放总量将超过美国，高踞世界第一。目前中国官方为此辩护的口径，是称若按人均排放，中国远不及美国人对世界糟蹋得厉害。换句话说，单个中国人留下的“炭脚印”，远比单个美国人留下的为少。反正中国人多，夸耀经济成就时，就用经济总量，淡化污染责任时，就按人均分摊，横竖有的说。问题是若按人均排放总量攀比，等中国人人均“炭脚印”赶上美国，中国的排放总量将是目前排放总量的4到5倍，别说国际社会干不干，恐怕连中国人自己也会被自己熏死。所以，“炭脚印”这一概念不但应该被中国人理解、接受，而且每个中国人都必须自觉将自己的“炭脚印”限制到比美国人、英国人、德国人及一切发达国家的人更少，才能保证中国不变成全世界的气候变暖、环境恶化的第一杀手。

        这些道义上的约束之外，“炭脚印”概念还可以直观地换算成生活成本的压力。最直观的指标，是刚刚涨到6.2元一升的93号汽油。况且在这个16%的涨幅背后，还潜藏着与国际原油价格依然存在的严重“倒挂”，和继续涨价的压力。而且正如“碳脚印”描述的不仅是能源的消耗一样，成品油的涨价也很容易换算成所有经济活动的成本上升，直接影响到我们日常生活的所有方面。前述的所有不够合理的生活方式，在成本上升的压力下，都可能直接成为难以承受的生活负担：如果国际油价继续疯涨，且国内成品油继续与国际油价接轨，则尽量减少驾车出行，就成了必然的选择，当初因仰慕而选择的“郊区生活”，就可能因油价的不堪重负而失去田园般的诗意。至于因能源、电力涨价而带来的生产成本上升，也必然以各种方式渗透到每个人生活中的方方面面。    

        或许可以预言，以目前的成品油涨价和已露端倪的通货膨胀为拐点，节制、节俭、节约，将成为大多数人的自发选择。每个人的个人生活，就这样自觉或不自觉地，融入到“节能减排，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宏大叙事之中。

“虎照”事件的博弈与结局
                  　　

       从2007年10月12日陕西省林业厅首次发布野生华南虎照片，到2008年6月29日陕西省政府公布“虎照”事件调查结果，确证陕西农民周正龙所拍野生华南虎照片为假，“虎照”事件历时8个半月，终于以司法介入和官方发布的形式，宣布暂告一段落。这一姗姗来迟的结局，既可看作公众矢志打假、穷追真相的胜利，但也依然留下若干诡异的踪迹，值得舆论和公众继续关注追踪。

      对于依据常识便可确定其真伪的“虎照”，将公众的质疑确认为具有法律效力的证伪，确实需要充分而确凿的证据方可定案；由此需要充分的时间调查取证，也在情理之中。但回顾“虎照”事件的整个发展演进过程，公共舆论的急切呼吁与公权介入的延宕、迟缓之间，却形成了令人难以理解和接受的强烈反差。尤其是当“年画虎”这一关键物证于2007年11月浮出水面之后，有关各方仍然经过7个月的时间才告定案，更是完全无法以技术难度予以解释，以致人们有充分的理由怀疑，如果没有以网络为主要渠道的公共舆论的穷追不舍，和郝劲松律师对国家林业局提起“不作为”之诉造成的持续压力，有关各方确有可能以消极延宕的方式，将此案拖成不了了之的悬案。人们进而完全有理由怀疑，在有关部门如此暧昧的态度和作为背后，究竟有着怎样复杂而微妙的关系，在公共舆论与政府部门之间的公开博弈背后，在各“利益攸关方”之间，究竟还进行着一场怎样的复杂博弈。

      坦白而言，自“虎照”公布的一刻起，公众对其真实性的怀疑便随之而起，并很快基于动物习性、植物特征和摄影技术等各方面的常识，对其做出了造假的结论。此后对行政及司法机关介入的所有呼吁，都不过是督促政府直面问题，追究并公开造假行为背后的真相而已。如果仅就“虎照”真假的“真相”，公众完全不需政府和司法的介入，但追究并公开造假行为背后的“真相”，却非政府部门的积极介入和公开结论不可———基于对当地政府及林业主管部门消极态度的质疑，公众实际是在以督促政府介入调查的方式，“逼迫”其自证清白或自证其罪。至于究竟是自证清白还是自证其罪，当然取决于有关部门在整个事件中究竟是清白还是有罪。

      于是整个事件的演进，呈现出前所未见的尴尬情景：舆论一方面不断吁请政府部门和司法机关介入调查，似乎将追究真相的希望，完全寄托于政府部门的追究和公安部门的侦破；另一方面，公众不断组织各种“民间鉴定”，提供各种破案线索，直至将包括“年画虎”在内的完整证据，同时呈供于公共舆论和政府有关部门面前。公众不惜气力收集线索，“倒逼”有关部门破案；面对唾手可得的“桃子”，有关部门却迟迟不肯伸手，构成了这一案件中最为吊诡的景象。

      就目前陕西方面公布的“真相”，这一案件被描述为一个大胆而狡猾的农民（周正龙），以极其拙劣的造假手段，骗倒了镇坪县和陕西省两级林业主管部门及一干主管官员。如果真相果然如此，则堪称此案的最佳结局———没有贪污、没有腐败，没有为了部门或地方利益的联手造假，没有各级部门之间的推托博弈———对于穷追真相8个月的公众而言，“真相”如此简洁清明，似乎足可庆幸。唯一的问题是，揭破如此简单的“真相”，却用掉8个月的时间、付出公众对政府信誉强烈怀疑的巨大代价，实在是有点不可思议。

      以热衷公益诉讼著称，且在“虎照”事件中扮演重要角色的郝劲松律师，已经就陕西省公布的真相调查和处理结果，提出了包括“这实际是团伙犯罪，不是单独作案，周正龙一个人当替罪羊，不能心服口服”、“存在诈骗未遂情节，但不光是诈骗那2万奖金，而是1000万国家拨款”、“陕西省公安机关来侦查，不合程序。要求异地侦查，异地审判”等5项“不满”，并表示“不排除向公安部和最高检察院提出检举和控告，要求异地警力负责侦查，进行异地审判。”看来“真相”虽已公布，事件却未必完结。

我们面临一个经济萧条周期？

    成品油终于涨价；很符合逻辑地，电力也涨价了；很不符合逻辑地，电煤的价格冻结了。我和朋友开玩笑说，调李小鹏去山西，就是让他去冻结煤价的。煤电一家了，好商量。
    玩笑归玩笑，踌躇了这么长时间，终于开闸涨价，证明国内外的压力终于扛不住了。而油、电一涨价，别的也就管不住。尽管和成品油涨价同时，还发布了一系列“配套措施”，但经济规律毕竟是刚性的，政策的作用就像鲁迅笔下的“捣鬼”，有术、有效，但终归有限。

    前几天听了一场报告，关于越南的金融危机。我并不常听报告，但越南发生的事情比较陌生，所以千里迢迢地去了。报告不错，经济学博士，条理清晰，材料丰富。一边听一边想，我要是也知道这么多信息就好了。
    总结了一下报告的结论，大概如下：
    1，越南前几年的成绩伟大，至少和中国差不多伟大。
    2，越南的经济发展确实有和中国相似之处。
    3，越南率先危机，乃是由于越南经济体毕竟太小，对外来资本的消化能力有限，国际热钱容易推高经济泡沫。据说胡志明市房价曾高达每平米5、6千美金，现在只剩下一半；外汇储备不足以冲抵巨额外资带来的风险，导致金融系统脆弱，越南盾迅速贬值；国内产业升级没跑过石油等国际大宗商品的涨价，低端出口与高端进口之间剪刀差加大，导致外贸逆差疯涨。
    4，中国虽然与越南有相似之处，但毕竟个头大、起步早，外汇储备充足，产业升级部分完成，泡沫经济没有那么严重，且命脉产业仍然以国有为主，经济不太容易整体“崩盘”。
    话虽这么说，但国内外没有一点好消息。抗击打能力再强，毕竟也只是在“抗击打”，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至于“击打”何时结束，中国能不能挺住，估计只能看造化了。这条不是博士说的，而是我的总结。但他话里话外基本也是这个意思。

    昨天把车送到小葛店里修理，照例和小葛边等边聊。
    加入小葛的“汽车俱乐部”已经七八年，大致可算“看着他成长起来”。小葛为人厚道，经营的最大特点是“人性化”，热情周到、细致入微。说实话，是和小葛认识并加入他的汽车俱乐部之后，我的“汽车生活”，才变得真正轻松起来，维修、保养、保险、验车，一律由他打点。我理解他如此行事的目的，是要维住顾客，他也基本维住了一批长久的会员，也就是客户，但我总怀疑他是否投入成本太大。好在小葛有那种老派生意人的思路，着眼长远，不求暴富，倒也显得踏实笃定。
    但昨天小葛的神情明显不如以往。按他的说法，他这里是一个观察窗口，经济形势如何，从会员在他这里的消费就能看得出来。最近以来，生意明显不如以往，过去平均每年行驶两万公里的会员，今年能跑到1万5000公里就不错。车主行驶里程减少，维修周期必然加长，小葛的生意随之减少，这是必然的常识。这次汽油涨价，估计形势还会继续严峻，小葛的忧心确实不无道理。我曾经写过文章，鼓吹轿车的“轻松拥有，节制使用”，可惜高瞻远瞩得早了点，当时不但没有受到重视，还被一心追慕“美式生活”的网友骂作政府的走狗。现在，节制使用的时代终于到来，不想又伤到小葛的生意。汽油涨价的价格信号，具有比我的呼吁伟大得多的力量，这是我早就知道的真理，但市场还是一柄远不止双刃的花剑，出手就不知可能伤了多少小葛这样的无辜小民，却是这次才感受得更切。
    此外，小葛去年买的期房年底才能交付，房价走势也就成了小葛的另一重担心。按照电视经济学家们的布道，像小葛这种买一套房子自住的百姓，房价的起落其实没有太大的关系。但小葛却称，若是房价跌到当初的买价以下，不但心理太不平衡，而且银行里的贷款，也就成了越背越重的包袱。想想也是，房产跌价，贷款照付，房产就成了负资产。当年香港金融危机，套牢无数“负翁”，还不就是这个局面？
    回家的路上，归纳了一下小葛提供的个人信息，心里真是一沉，眼下的形势继续发展下去，小葛必将面临如下的局面：汽油继续涨价，车主继续“节制使用”，小葛的生意进一步清淡，收入进一步下降；反之，房价可能转涨为跌，房子套在手里不能变现，银行贷款却不能不还。收入与债务之间的“剪刀差”，是足以勒死人的绞索；如果经济形势进一步恶化，则房租水电、人员工资的持续支出，与不断下跌的营业收入之间的矛盾，还将使他不得不面对生意上的取舍：赔钱坚持，还是壮士断腕……经济紧缩周期下的小民生活，大概就是如此。

    一直到奥运会火炬传递在海外遇阻，惹得华人在全世界翻起一片红海洋，中国人的心气还无比自信，好像中国的经济再没有人可以阻挡。可最近的消息却实在不能让人乐观，印花税该降的也降了，人民币该升的值也升了，成品油该涨的价也涨了，党中央国务院该开的会也开的不少了，可股市该跌还跌、通胀该胀的还胀，所有经济紧缩的迹象都没有改观。
    我不是经济学家，不敢乱发议论，但害怕却是我的权力——难道我们真的跌入了一个经济萧条的周期？

我也转一篇别人的文章

我的博客一般不转别人的文章，今次破例，是觉得此文可以部分回答范美忠同学的人生困惑。顺便说一句，《读书》的读者应该都注意过其中的漫画，其作者就是此文的作者赵汀阳。看了他的漫画，我才确信哲学思维对其他学问是有覆盖性的。不过，一位哲学家，却写了如此现世题目，让人将信将疑。

《事实是检验价值的标准》
　　
　　赵汀阳
　　
　　汶川救灾已经注定成为一个历史大事，必定会给人们留下某种重要的精神遗产，汶川救灾的惊险和激情过去后，冷静的思考刚刚开始。突发事件最能够激发人们灵魂深处的精神，这些潜伏着的精神在日常生活中或许不明显，但一直存在。汶川救灾的紧迫性使人们心中的中国精神爆发出来，就好像人们的人格一时间都得到普遍提升，令人震撼的万众一心、不计私利、不怕牺牲、见义勇为、先人后己的精神在全国人民的自觉行动中充分体现。这一集体自觉行动以事实而不是以话语对所有人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做人要做什么样的人？人的命运掌握在谁的手里？人在哪里能够获得帮助和拯救？
　　如果我的理解没有错的话，汶川救灾的事实给出了这样的回答：每个人的命运就掌握在他人的手里，他人就是我们的命运，没有一个人能够自己拯救自己，每个人都需要他人的帮助。如果哲学地说，每个人的存在、利益和幸福都取决于他人，他人就是我的存在条件，任何一个人的命运都是由人之间的关系所定义的。假如学校是由不负责任的他人建造的，那么学生的生命就遇到严酷的挑战；假如没有那些英勇无畏的救援者，学生的生命就不会得到拯救。既然每个人都只能从他人那里获得帮助和拯救，所以他人就是救星。在他人之外无拯救，在人间之外无拯救，只有人能够救人。正因为只有人能够拯救人，无论是拯救他人或者为他人所拯救，所以人对他人就负有义不容辞的责任。对他人负有责任意味着，当他人遇到无法克服的困难，我们就有责任提供他人所需要的帮助。这就是以他人为思考重心的中国哲学的基本精神，就是说，人的问题只能在他人那里得到解决，而不可能在上帝那里或者在自然权利那里得到解决。子产说：“天道远，人道迩”，孔子说：“人能弘道，非道弘人”，都是这种人间精神的表现。
　　有的媒体认为汶川救灾所以伟大是因为向世界承诺和表现了西方的“普世价值”，这种歪曲事实的解释令人吃惊也令人失望。如果中国救灾所表现的无非是西方价值观，那么西方就不会对中国救灾所显示的力量感到出乎意料和吃惊了，很显然，假如中国和西方的所作所为大同小异，就根本不值得西方惊讶了。汶川救灾证明的不是西方的普世价值，而是证明了中国价值就是普世价值；不是中国向西方交出的答卷，而是中国人对中国精神的一种发展和再创造。可以想象，救灾英雄们恐怕很少读过圣经、奥古斯丁、洛克、康德、伯林、海耶克、罗尔斯之类，也恐怕很少读过“独立宣言”和“人权宣言”之类，在救灾英雄们身上奔腾的是中国心，恐怕不是西方心。
　　在当代思想市场里有许多价值观在竞争，人们可能会各自选择一些自己喜欢的特殊价值观，比如属于某个特殊群体的价值观，人各有所好，这是正常的。同时，人们总要与他人合作，所以在特殊价值观之外还需要普世价值观。但问题是：什么样的价值才有资格成为普世价值？什么才是检验价值的标准？很显然，没有哪一种价值观能够评价另一种价值观，没有哪一种价值观是其它价值观的规范和标准，没有哪一种价值观是最高权威，否则的话就变成精神独裁和思想专制了。检验价值观的标准必定落在价值观之外，必定落在话语之外，所谓有理不在声高。因此，我们有理由说，事实是检验价值的标准。
　　当一种价值观落实为事实，如果这一事实显示了最大化的兼利和兼容，或者说，它使人们的共同利益最大化，同时对任何人的伤害最小化，这样的价值才有可能获得人们的普遍同意，才能够成为普世价值。以汶川救灾为例，汶川救灾的事实证明了患难与共的大家庭精神这一中国价值就是一种普世价值，理由很明显：人人都有可能遇到自己无法克服的困难，人人都需要他人的救助。假如把汶川救灾的成就说成是显示了西方的普世价值，则是典型的张冠李戴、移花接木。要是说中国在物权法之类的法治改进上接受了西方的普世价值，就比较靠谱了。中国并不拒绝其它文化所创造的普世价值，所谓见贤思齐，例如自由和法治就是大多数中国人已经接受了的来自西方的普世价值，但这决不意味着西方价值都是普世价值，更不意味着中国价值不是普世价值。事实上，包括中国和西方在内的各种文化都对人类普世价值有所贡献，无论是中国价值还是西方价值，只要被事实证明为对人类普遍有益，被证明为能够有效解决人间困难，它就是普世价值，按照中国的说法，就是天经地义。
　　在普世价值的问题上，最常见的错误理解是把普世价值理解为一个单调或单面的价值观。但是，人类生活的事实是复杂多面的，有着性质完全不同的多种多样的困难和问题，因此，指望某一种价值观就能够一揽子通吃所有问题，完全是不理解复杂人性的幻想。人们会遇到各种困难，各种困难需要各种解决方式，所以需要多种普世价值的联合体系。因此，一个真正普遍有效的价值观体系必定具有最大兼容性，它能够合成并且容纳来自各种文化对普世价值的创造。比如说，每个人都需要安全和利益的保证，事实证明，由法治所保护的个人自由是必不可少的，这是西方对普世价值的一个贡献；同样，每个人都需要他人的帮助和情感，事实证明，由情义所塑造的共享关系也是必不可少的，这是中国对普世价值的一个贡献。这两种普世价值缺一不可：没有个人自由，每个人就有可能被迫害；没有他人情义，每个人就得不到救助。避免迫害和获得救助正是每个人存在的两大条件，如果模仿伯林的说法，似乎可以说是每个人生存的“消极保障”和“积极保障”。可见，如果一个普世价值观体系能够综合各种文化的贡献，才是真正优越的普世价值。
　　目前西方声称的普世价值体系就只是一个单调的价值体系，它仅仅体现了“权利为本”的西方现代价值（希腊罗马的“美德为本”价值观已被抛弃），这个体系是非常片面的，没有全面应对复杂生活问题的能力，而且它过分突出了“个人”，这会导致社会的现代病。个人主义的自由、原子式的个人权利、追求私利最大化的个人拯救不了任何人，既拯救不了自己也拯救不了他人。自己无条件地优先于他人的价值观在理论上意味着没有一个他人是能够完全放心信任的，没有一个他人是绝对可以指望的，这会形成一种可怕的孤独。个人权利绝对优先于责任、美德和情感的现代西方价值观对人类生活和心灵是一种误导。这种“权利为本”的价值观聚焦于捍卫个人自由，毫无疑问，捍卫个人权利是正当的，但是夸大个人权利的“为本”地位，就会导致漠视他人。对他人的遗忘不仅导致他人的痛苦，更主要是导致自己的痛苦。处处与他人划清界线所导致的痛苦就是现代特征的孤独无助，上帝拯救不了现代人的这种孤独无助的痛苦心灵，因为上帝从来不出手，所以现代人只好等待作为替代品的据说能够指导生活方向的“戈多”，可是戈多也永远等不来。
　　中国人较少变成孤独的存在，就是因为中国哲学相信他人就是生活意义，他人就是目标，他人就是方向。在他人那里有亲情、爱情、恩情、友谊、帮助、交流、同心同德、成功、光荣、怀念、快乐和幸福，也可能有背信弃义、落井下石、迫害和陷害、失败和耻辱。从他人那里得到什么，完全取决于准备与他人共享什么，这是中国的传统智慧。如果说，西方现代价值观主要试图解决的是“我的权利怎样才能得到保护”的问题，那么，中国价值观则试图解决“我将与他人共享什么”的问题。后者很可能是一个更基本的问题，因为如果不去优先考虑与他人共享幸福和互助，所谓的个人权利就只不过是契约性的，就不可能获得存在论上的可靠保证，就不可能是真正保险的。如前所述，西方价值不是错误的，而是远远不够用的。对于人类良好生活来说，个人自由无疑是必不可少的，它是好生活的一个必要条件，但显然并非充分条件，好生活还需要至少同样重要的一些其它条件，那些被现代价值观所边缘化的传统价值诸如美德、责任和情义正是好生活所必需的另一些条件。忽视、贬低甚至排斥这些传统价值恐怕不是古代人的灾难，而是现代人自己的灾难。
　　在中国的价值观体系中，也并非所有的中国价值都是普世价值。哪些中国价值能够成为普世价值，同样需要事实的检验。最有可能成为普世价值的中国精神就是与他人共享幸福的原则，主要表现为这样几个典型的中国观念：（1）天下意识。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天下为公，所以天下有难，匹夫有责。这是一种“责任为本”价值观；（2）仁义意识。所谓仁，就是把他人看作是需要关心和帮助的人，同时把自己看作是有担当的人，在以仁所创造的人际关系中把我和他人都塑造成为可以依靠的人。这是一种以仁造人的“美德为本”价值观；（3）家意识。家是情义之本，人以情造家，因此试图把家做大，成为万民能够共享幸福之“大家”。这是一种“情义为本”价值观。
　　

假如“范跑跑”的学生遇难

    我是通过马少华的博客，才知道郭松民参加凤凰卫视的《一虎一席谈》，并和著名的“范跑跑”发生了激烈的冲突。虽然少华的文字依然节制，但其基本的结论却比他大多数文章鲜明：郭松民输了。按少华的分析，郭松民输在愤怒。后来郭松民写博回应少华，也承认自己“没有控制住情绪，反而完全被情绪所控制了。”郭松民素以激愤著称，面对他所不齿的“范跑跑”，“被情绪所控制”是意料之中的。
    但在网上看过视频之后，我不得不向自己设问：如果是我在现场，就能控制自己的情绪，与“范跑跑”之间完成一次心平气和的辩论吗？我觉得很可能不行。
    说实在的，那天“范跑跑”在节目中的表现，大体对得起“无耻”二字。他的沉着、冷静、不温不火、侃侃而谈，一方面印证了他确实是一位学识丰富、见识独到的学子，另一方面却又具有极大的挑衅性。郭松民这样一位血一上头便大脑短路的直肠子，在这样的对手面前，注定一败涂地。即使他自认掌握了全部的道德优势。
    况且，可能连郭松民和少华都没有完全意识到，在今天的语境下，郭松民式的道德优势，却很少能在与“自由主义”的论辩中，转换为论辩的优势，因为当道德优势意欲转变为论辩优势时，几乎必然地借助于道德强势。而在当今语境下，自由主义最有效的自卫方式，就是指责对方的道德强势。所谓“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力。”其实更多时候要表达的是：你可以不同意我的观点，但你不能剥夺我说话的权利。再引申一下，还可以表述为：你可以不同意我的道德立场，但你必须尊重我道德选择的权利。“范跑跑”就是如此反击了郭松民的道德批判，并以此争取到观众的同情。面对这样的“金钟罩',郭松民由无处着力而气急败坏，是很难避免的。当“范跑跑”声称那些舍己救人的老师“不是崇高，只是一种选择”，而他的逃跑只是“另外一种选择”时，不过是在阐述自由主义最基本的教义，而在郭松民看来，却是早已突破了基本底线的“无耻”之论。
    现在看来，“范跑跑”这样的聪明人，又以一套实用化了的简化版自由主义理论为后盾，大体可以做到无往而不胜了。“范跑跑”之所以面无惧色地走上凤凰卫视的讲台，就在于他清楚地知道，他的道德劣势并不必然地转换为论辩的劣势。只要他坚守“你可以不同意我的道德立场，但你必须尊重我道德选择的权利。”的“自由主义”立场，并以此得到旁观者的认同，别人便基本找不到批评他的缝隙。那场节目的最终效果，也基本符合他的预期。
    面对自由主义如此周详的防护，不但郭松民恼怒，所有与他持同样观点的人都不免陷入同样的两难：如果承认“你可以不同意我的道德立场，但你必须尊重我道德选择的权利。”的自由主义立场，便意味着你在面对他们时不得不主动缴械；而如果不承认上述立场，则意味着你的论辩不得不借助道德强制的支持。而回想一下我们曾经在道德强制下的遭遇，不要说自由主义者，就是他们的论敌，又何尝不是毛骨悚然？郭松民在节目过程中表现出的道德强制倾向，肯定吓退了不少他最初的支持者。对专制的恐惧，至今是中国人的最深刻的群体记忆之一，远甚于对道德缺陷的愤怒。
    节目内外，都没有见到有人提出如下的问题：假如“范跑跑”的学生都死了，他还会在博客里坦然写出他的行为，并为此而侃侃而谈吗？
    我想大概只有把问题推到如此极端的程度，才能逼出“范跑跑”看似无懈可击的逻辑背后的荒谬。不过考虑到在“范跑跑”的整个自辩过程中，学生的生死，始终都不是一个考虑进来的因素，所以即使教室在他身后倒塌，他的学生全部死光，只要他脸皮够厚，就依然可以咬紧“自由主义”的牙关，与所有批评者探讨他丢下学生先跑的“自由”。
    鉴于自由主义具有如此百战百胜的周全逻辑，我想学着俞可平“民主是个好东西”的论断，感慨一声“自由主义是个好东西”。    

地震初起，就觉得汶川、茂县、理县、马尔康这些处于震中的地名，是那么熟悉和亲切。回想一下，这些地方其实不曾去过，所有的亲切感，都来自一本书——一位名为庄学本的摄影前辈写于1934年的《羌戎考察记》。

本书是去年经九寨沟走川北、甘南时，在若尔盖县城新华书店所购。路上看，回来还看。大师果然是大师，镜头和文字下的“羌戎”生活，过目难忘，也就此在记忆中烙下了那些地名。

若仅从摄影技术看，庄学本不好算“摄影大师”。书中图片多有“摆拍”，许多干脆就是给被摄者拍摄的“全家福”。按照现在对摄影作品的评价标准，价值不高。但庄学本在摄影师的镜头之外，更具备社会学家的眼光和情怀，镜头所取，不是猎奇和单纯的审美，而是对人的真实生活的关注和记录。当时作为第一个进入这一地区的发现者的价值自不必说，现在看来，更觉珍贵。因此就摄影艺术的本质而言，庄学本无疑确是真正的摄影大师。

按庄所言，所谓“羌戎”，乃羌人、戎人之合称。羌便是羌族，至今如此；戎则史称“西戎”或“嘉戎”（据称意为“邻近汉人的藏人”），为藏族之一支，也被称为“安多藏族”。现在很有名的藏族作家阿来，就是属这一支系，他的名著《尘埃落定》，写的也就是这支“邻近汉人的藏人”的往日生活。所以他为本书写了序言《在一本书中游历故乡》。从文中的感慨可见，连他对自己族群的所来所往，也不甚清楚，还要到70年前大师的记录中寻找“故乡”。

按本书所记，庄大师是于1934年借13世达赖喇嘛圆寂之机，试图以随行记者的身份，跟随国民政府“致祭专使行署”（这是否也可算作反驳藏独的史料之一？）进藏考察。但到达成都后，却被专使拒绝，只好转而赴阿坝考察。他所行的线路，为成都—灌县（现都江堰市）—汶川—茂县—理番（现理县）—马尔康。除了这次遭灾最为惨烈的北川（属绵阳市辖）之外，他几乎把这次地震震中地区走了个遍。

去年走川北、甘南，乃从成都飞九寨，然后驱车经松潘、若尔盖进甘南，经玛曲、禄曲、夏河（拉卜楞寺）、临夏到兰州。单单绕过了庄大师当年走过，如今被地震尽毁的这一段，想来万分遗憾。

地震消息传来，震惊之余便想到了这本书。人的情感关联，有时真的非常微妙，一本书就可能平添了无限牵挂。报社讨论地震报道时，我多次建议在地震新闻版面之后，介绍震中地区的风物人情，以增进读者对震中地区的感性认识，也是受了这份牵挂的影响。但我的建议好像始终未见采纳。也许在新闻人眼里，太多愁善感了吧？

贴几张庄大师的作品在这里，以供大家领略一下震中地区74年前的人情风貌。至于全面了解，只好去读书了。我在当当搜了一下，没有；卓越有书名，但缺货。四川民族出版社，2006年版。

                                      书的封面。这位吹口弦的美丽姑娘，是一位藏族贵族小姐。

                                                                                                                            扉页。摄影大师庄学本。

        萝卜寨的羌民。庄大师说，萝卜寨本名老虎寨，清末时在寨主、戎人土司率领下，与清兵和邻 寨的联军打仗，大败，遂被他人戏称为萝卜寨，以讽刺其脆弱。这次，萝卜寨比萝卜还脆弱，夷为平地了。图中这些羌民的后裔，据说也死伤十之八九。

                                                                              上图为汶川县城，下图为汶川县立小学的羌族学童。

                                                                                                                                   茂县的羌民在修公路。

                                                                          上图中右坐者为“羌民戎官”，即管羌民的藏族官员。

                                                                                      中图为羌族碉楼。下图为“羌民戎官”的衙门。

                       戎人在合饮“咂酒”——一坛米酒，众人分“咂”。饮净后，兑水再饮，直到无味。

            庄大师说，痛饮咂酒之后，戎人的“锅庄”（圈舞）便热烈无羁。此照有明显的摆拍痕迹。